2025年7月，济南一起非机动车全责的交通事故引发舆论关注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李某因闯红灯逆向行驶，与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，交警认定李某承担全部责任。这一案例再次将公众视线聚焦于一个法律争议问题——当非机动车在事故中负全责时，涉事机动车是否需承担责任？是否应进行人道主义赔偿？

   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七十六条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、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时，实行“无过错责任”原则。具体而言，非机动车有过错时，根据过错程度减轻机动车责任，但机动车一方仍需承担不超过10%的赔偿责任；若非机动车故意碰撞，机动车一方方可免责。这一规定源于“优者危险负担”原则——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输工具，对周围环境具有更高风险，法律因此加重其注意义务。例如，2023年河南焦作的一起案例中，非机动车全责导致机动车受损，法院判决机动车无需赔偿，但依据交强险规定，保险公司仍需在无责限额内赔付非机动车方10%的损失。

    司法实践中，责任划分存在现实分歧。2023年山东德州的一起判决中，非机动车闯红灯导致事故，法院认定机动车无责，但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七十六条，判令机动车方承担10%的赔偿责任。法官解释称：“法律并未免除机动车在非机动车全责情形下的赔偿义务，10%的限额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。”然而，在2024年浙江杭州的一起案例中，非机动车驾驶人因违规变道身亡，家属向机动车方索赔。法院虽认定机动车无责，但基于“人道主义精神”，判令保险公司补偿家属5万元。此判决引发争议：人道主义赔偿是否突破了法律边界？

    学理层面，法律原则与道德伦理的碰撞尤为明显。支持机动车免责的观点认为，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七十六条已明确非机动车全责时机动车的赔偿责任上限为10%，且该条款仅适用于人身损害赔偿，不包含财产损失。例如，2025年江苏南京的判决中，法院明确驳回机动车方对非机动车的财产损失索赔，认为“机动车作为风险受益者，应通过保险分散风险”。但部分法官主张，在非机动车方伤亡惨重的情况下，即使机动车无责，适当补偿可缓解社会矛盾。不过，这一做法被批评为“和稀泥式司法”，可能削弱法律权威。

    平衡法律与道德的路径在于：严格遵循法律条文，在非机动车全责且无故意行为的情形下，机动车方仅需承担不超过10%的赔偿责任，且该赔偿限于人身损害，不包含财产损失；限制人道主义赔偿的适用，将其限定于特殊情形并通过社会救助基金等渠道实现，避免将道德责任转嫁为法律义务；同时强化保险机制，通过提高交强险赔付限额、推广第三方责任险，构建更完善的风险分担体系。

    法律的天平需在公平与效率间寻找支点。非机动车全责事故中，机动车的责任边界既需坚守“无过错责任”的立法本意，也应避免过度突破法律原则。唯有通过完善立法、强化保险保障、弘扬交通文明，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悲剧的发生。（作者单位：昌黎县荒佃庄镇人民政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