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思想认识方面
（一）“重业务、轻党建”的倾向依然存在
在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，“重业务、轻党建”的思想根深蒂固。他们片面地将经济发展、业务工作视为硬指标、硬任务，认为党建工作是务虚的，是可有可无的“软任务”。这种错误观念导致党建工作在实际操作中被边缘化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。一些单位在工作安排上，党建工作往往被置于次要位置，时间、精力和资源投入不足，使得党建工作流于形式，缺乏实质性内容和成效。
（二）对党纪国法缺乏敬畏之心
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认识不足，缺乏敬畏之心。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，漠视党纪国法的约束，心存侥幸，认为自己可以逃避监督和惩处。这种心态使得他们在面对利益诱惑时，容易丧失原则底线，为了个人私利不惜违反党纪国法。例如，有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收受贿赂；有的干部违规插手工程项目，从中谋取私利；还有的干部在选人用人方面违反组织纪律，任人唯亲，破坏了党的政治生态。
（三）思想教育工作不够深入
当前，一些党组织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，存在方法单一、内容陈旧、针对性不强等问题。思想教育往往停留在表面，未能真正触及党员干部的灵魂深处，导致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一知半解，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。同时，思想教育的常态化、制度化建设不够完善，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，使得思想教育工作难以取得长期实效。
二、制度执行方面
（一）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
部分从严治党制度在制定过程中，未能充分结合实际情况，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调研和分析，导致制度内容空洞、抽象，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例如，一些制度对违规行为的界定不够清晰，处罚标准不够明确，使得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难以把握尺度，给制度的执行带来困难。
（二）制度执行不够严格
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执行从严治党制度时，存在“打折扣、搞变通”的现象。对制度的执行缺乏严肃性和权威性，对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为了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而故意违反制度。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制度的公信力，也助长了不正之风的蔓延。例如，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方面，有的地方和部门不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选拔干部，存在“带病提拔”“违规提拔”等问题。
（三）监督机制不够健全
对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，存在监督主体不明确、监督责任不落实、监督手段单一等问题。内部监督存在“灯下黑”的现象，监督部门对同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往往流于形式；外部监督渠道不够畅通，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。同时，对监督发现的问题，缺乏有效的问责和整改机制，使得监督工作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三、作风建设方面
（一）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尚未根除
形式主义在一些工作中表现为追求表面政绩，工作不实、不细，热衷于搞花架子、做表面文章。例如，一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检查，临时搞突击、做假资料，而不是真正解决实际问题。官僚主义则表现为脱离群众、高高在上，对群众的诉求漠不关心，推诿扯皮。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只唯上、不唯实，不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，拍脑袋决策，给工作带来损失。
（二）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时有反弹
尽管中央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了大力整治，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时有发生。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、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等问题依然存在。一些干部追求物质享受，贪图安逸，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。这种风气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，也败坏了社会风气。
（三）工作作风不扎实
部分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浮躁，缺乏敬业精神和担当意识。对待工作敷衍了事，得过且过，对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敢担当、不愿负责。一些干部工作效率低下，服务意识淡薄，对群众的事情推诿拖拉，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。
四、监督问责方面
（一）内部监督存在“灯下黑”
一些监督部门对同级党委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存在顾虑，不敢监督、不愿监督。监督部门与被监督对象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导致监督工作难以有效开展。同时，内部监督的方式方法不够科学，监督手段单一，缺乏创新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。
（二）外部监督渠道不够畅通
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为外部监督的重要力量，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。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不够畅通，对群众举报的问题处理不及时、不到位，打击了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。舆论监督在一些地方受到限制，对违规违纪行为的曝光力度不够，难以形成有效的舆论压力。
（三）问责力度不够大
对违规违纪行为的问责存在失之于宽、失之于软的现象。一些地方和部门对违规违纪干部的处理避重就轻，以批评教育、诫勉谈话代替党纪政纪处分，没有形成有效的震慑力。同时，问责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，对问责的范围、标准、程序等缺乏明确规定，导致问责工作随意性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