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中山说，政治是治理众人之事，再说白点，就是治理国家，为百姓办事。这是一个不分时代、不分地域所有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，是一个需要不断继承和创新的课题。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，主要体现在一个“忧”字上。范仲淹的忧国思想，最忧之处有三，即忧民、忧国、忧政，是留给我们的三笔政治财富。

    其一，忧民。范仲淹在文章中写道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”，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，官位越高，越要注意这一点。既然政治就是管理，官和民的关系就是政治运作中最基本的内容。忧民生的本质是官员的公心、服务心的体现。一些进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这一点，强调“民为邦本”，唐太宗甚至提出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。体现在三个方面。即：办实事、察民情、敢改革。一是为民办实事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权为民所用”；二是调查研究，体恤民情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“情为民所系”；三是大胆改革弊政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解放思想，改革创新。

    其二，忧国。范仲淹说：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，封建社会“君”即是国，他的忧“君”实际是忧国。无论封建时代的皇帝，还是当今社会的总统、主席，虽权在一人，但却身系一国之安危。于是，以“君”为核心的君民关系、君政关系、君臣关系便构成了一国政治的核心部分。范的忧君不是阿谀奉承，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，说真话，提意见，出主意，犯颜直谏，“直辞正色，面争庭对”，“敢与天子争是非”。封建社会伴君如伴虎，真正的忧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。范仲淹将一切置之度外，前后三次被贬出京城。

    其三，忧政。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。当一个新政权诞生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。通常，官位成了胜利者的最高回报，和掌权者对亲信、子女的最好赏赐。官吏既是这个政权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，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蚀的对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阶层。只有其中的少数清醒者，能抛却个人利益，看到历史规律而想到改革。毛泽东说：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是决定的因素”。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。治国先治吏，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。不管是忧国、忧民，最后总要落实在“忧政”上，即谁来施政，怎样施政。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说：“范文正公，在布衣为名士，在州县为能吏，在边境为名将。其材、其量、其忠，一身而备数器”。